实盘配资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这两位经济学家，奖励其“重构经济模型，重振稳定政策”

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表彰他们将个体预期、劳动力市场摩擦与价格黏性等微观机制引入宏观分析，从而重构了现代经济稳定政策的理论根基。

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霍尔和伍德福德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基于这些模型，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平抑经济的剧烈波动。

重构经济模型，重振稳定政策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获奖原因的新闻稿件中表示，经济运行的特征是衰退与复苏交替出现。自经济学家凯恩斯近一个世纪前提出其理论以来，稳定政策在应对这些波动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经济衰退期，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预算赤字来提振经济；而在经济过热时，则应采取相反措施以放缓经济增长。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指导何时及如何实施政策措施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似乎失效了。这些模型未能降低失业率，反而导致了失控的通货膨胀。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低增长、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的十年。许多人认为，稳定政策弊大于利，应当予以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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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和伍德福德荣获今年的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展示了如何重构经济模型，从而重振稳定政策。他们没有将模型建立在通胀、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之上，而是选择将其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这意味着要理解无数家庭和企业如何通过其行为影响整体经济。”上述新闻稿称，“这些模型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家庭和企业在作出储蓄或产品定价决策时具有前瞻性。当政府和央行传达其经济政策规划时，它们能够影响这种对未来的预期，进而引导经济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自这些新模型问世以来，它们在应对我们所经历的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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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为全球央行和政府目前使用的模型奠定了稳固的理论基础。借助这些模型，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经济冲击，例如能源危机或家庭消费模式的突发性变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哈斯勒（John Hassler）表示。

微观基础带来宏观洞见

如前所述，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引发了稳定政策领域的范式转变。他们研究成果的结晶---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令人们能够解释并量化稳定政策如何影响商业周期；如今，这些模型已被全球各地的央行和财政部门广泛采用。

关于稳定政策能带来巨大益处的见解，可追溯至凯恩斯近一个世纪前的著作。他的观点至今仍是稳定政策的基石：家庭和企业对商品与服务的总需求，并不会自动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匹配。如果需求过低，就会出现高失业率和低增长；如果需求过高，经济就会过热，通货膨胀随之上升。通过在需求过低时刺激需求（“加速”），以及在需求过高时抑制需求（“刹车”），可以平抑经济的波动。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通货膨胀、消费、失业和生产等关键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相关性是稳定的。例如，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显示，失业率高时通胀往往较低，反之亦然。另一个例子是消费由家庭总可支配收入决定：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被假定为近似线性的，即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另一个变量会按比例变化。基于这一假设，计算经济需要“加速”或“减速”的幅度变得十分简单——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过于简单，无法持续奏效。

在此背景下，霍尔颠覆了以往的研究，其核心思想是，如果家庭消费受其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那么他们的消费决策就是其预期的完美指标：乐观的家庭会比悲观的家庭消费更多。这也意味着，只有当他们改变对未来的评估时，才会调整消费，而这需要新的相关信息的出现。因为，根据定义，新信息无法预测——如果预测了，它就不是新的了——如果理论正确，消费的变化也无法预测。霍尔由此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不再寻找能够预测家庭消费的指标，而是应该检验“消费变化无法预测”这一假设。

事实证明，霍尔的假设是正确的。没有任何变量对预测消费变化起决定性作用。即使是霍尔最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也信服了；发现存在一个天然的基准，其重要性不亚于证明理论的准确性。能够预测的消费变化必然取决于偏离理论假设的情况——例如，一些家庭无法借贷或没有积蓄，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利用该理论的基准，研究人员可以估算出处于这种境况的消费者比例。

霍尔于1978年发表文章，阐述了他的研究成果，这对于研究而言堪称一次突破性的发现。他的工作成为现代消费研究发展的关键。1982年，霍尔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ric Mishkin）合著了另一篇重要文章。他们利用多个家庭的微观数据，发现约80%的家庭的消费决策符合理论，而其余家庭则捉襟见肘。虽然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比例有所变化，但可以进行估算。霍尔的洞见，即一些家庭在决定消费规模时具有前瞻性，而另一些家庭则不然，是目前各国央行和财政部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伍德福德则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基于微观基础的完整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该书总结了伍德福德及其他学者早期文章的研究成果。这个包含三个方程的宏观模型，是所有后续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原型。

伍德福德（Woodford）模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消费决定机制的描述。在大多数国家，消费占据了商品和服务总需求的最大份额。虽然传统凯恩斯主义方法也认识到了消费的重要性，但伍德福德模型的革命性之处在于纳入了霍尔（Hall）的研究成果——即消费取决于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消费也受利率影响。如果央行下调政策利率，储蓄的收益率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当前的消费高于对未来的消费预期。只有当利率处于某种中间水平——即“中性利率”（或称“自然利率”）——时，它既不会刺激也不会抑制消费。“自然利率”这一概念由瑞典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于19世纪末提出。受维克塞尔的启发，伍德福德证明了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利率（而非改变货币流通量）来刺激或抑制经济活动。这是一项重要贡献，使得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在实践中更具实用价值。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此次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使得应对重大宏观经济危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这在疫情及近年来的能源危机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这些危机未像20世纪70年代的危急时期那样，对经济增长和通胀造成长期的后果。各界并未陷入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灾难性的经济大萧条。尽管衰退和高通胀时期并未绝迹，但其持续时间已大为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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