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与再次见面。两位湖南亲人隔了二十多年未曾谋面，握手之后，毛泽东久久没有松开。此时的王季范已经66岁，却仍惦记着一件事：到了北京股票配资费用陷阱，不能只接受照料，也得为国家出份力。
王季范不是普通的亲戚。他是毛泽东的姨表哥，毛泽东少年时期还曾在他任教的学校读书。按照湖南乡亲之间的称呼，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这声称呼里，有亲情，也有对长者和老师的敬意。
早年求学时，毛泽东家境并不宽裕，却常把有限的钱花在书籍、文具和进步学生活动上。手头紧了，他便向王季范求助。王季范知道表弟的性格，从不追问用途，往往直接把钱塞过去。
那不是一笔小数目，却也谈不上什么资助事业。对王季范而言，不过是尽兄长本分；对年轻的毛泽东来说，却是困顿岁月里实实在在的支持。后来毛泽东离开湖南，两人各自奔走，联系逐渐中断。
1927年以后，毛泽东投入革命斗争，王季范则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一个人在战火与转战中寻找救国道路，一个守在讲台旁培育学生。道路不同，目标却都指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等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才重新想起这位多年未见的“九哥”。
1949年以后，中央正着手吸收各方面人才。毛泽东写信邀请王季范到北京居住，既有亲人重逢的情分，也有对其教育经历和社会声望的看重。王季范没有把这封信当作一次单纯的探亲邀请，而是认真考虑起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抵达中南海后，毛泽东带他参观菊香书屋。屋内陈设朴素，书籍和文件占据了重要位置。两人谈起分别多年的经历，毛泽东称赞表哥长期教书育人，王季范却摆摆手说：“我不过是摆弄了几十年粉笔。”
元股证券:ygzq.hk这句自谦并非没有道理。王季范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但教育的影响从来不会只停留在课堂里。许多学生走出校门后进入社会，在不同岗位上做事。对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而言，这就是他能够交给国家的成果。
相聚几次后，王季范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润之，我来北京不是为了享清福，也想做点事情。”毛泽东听完笑了，说：“这个事情，早已经替你盘算好了。”这并不是临时起意。此前邀请王季范进京，便包含了让他参与政务工作的考虑。
随后，王季范被安排担任政务院参事。这个职务需要阅历，也需要对社会和教育有长期观察。王季范起初觉得自己年纪大、经验偏重教育，未必能胜任。毛泽东却认为，几十年的从教经历恰恰是他的长处，参政不只是处理公文，更要能听取各方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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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这位老人也十分照顾。考虑到王季范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有人提议为他配车；考虑到文件整理事务繁多，也有人建议配备秘书。王季范感谢这份好意，却没有接受。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政和物资都很紧张。他说，自己还能走，就不必专门用车；材料自己能整理，也不该再增加人员。于是，每逢办公，他常常提前出门，拄着手杖慢慢赶路。到了地方，再戴上老花镜处理文件。
生活上，他同样不讲排场。饭菜以简单为主，桌上通常只有几样家常菜，湖南人喜欢的雪里蕻常在其中。有人来探望，他也反复交代，不要带东西，空手来坐坐就好。这样的要求看似朴素，背后却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公私界限的自觉。
有一次，他托湖南乡亲带一把刷锅用的竹刷。北京一时难以买到，家中帮佣习惯用它清洗锅具。乡亲后来真的带来一把，王季范接过来十分高兴，还打趣道：“还是湖南人懂这个。”
亲情并没有因为共同工作而变成特殊照顾。毛泽东偶尔请王季范到中南海吃饭，也会陪他游览北京的名胜；王季范则始终保持着长者本色，谈工作不摆亲戚架子，谈生活也不提额外要求。
1971年春节前后，毛泽东邀请王季范一家聚餐，席间问起他是否想念湖南。王季范没有掩饰乡愁，提到多年未见的亲友。毛泽东便建议他借南方视察之机回乡看看。开春后，王季范在家人陪同下返回湖南，并按照事先列好的名单探望故旧。
他关心的不是场面，而是老朋友的身体、家人的生活和子女的情况。回到熟悉的土地，老人仍在一一核对那些名字。1972年7月，王季范在北京病逝。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也不好，仍送去花圈，挽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礼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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